（一）可持续旅游与世界遗产——新的篇章

（6月14日）

Peter DEBRINE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世界遗产与可持续旅游"项目负责人

Peter Debrine教授通过一系列实例说明了遗产地基于突出普遍价值的发展途径，不仅强调遗产的维护，同时注重公共意识的开发，尤其在遗产旅游的发展过程中，需要考虑当地居民、旅游开发者与游客三方面的因素，才能达到保护和推广突出普遍价值的目的，具体表现为：通过教育、宣传等多种手段促进当地居民的参与，鼓励旅游产业传播遗产地突出普遍价值、开发相应旅游产品，以及提升游客对于遗产地独特魅力的认知和体验。总的来说，遗产保护、旅游发展和游客管理需要遗产地所有利益相关者和旅游部门之间的有效合作和协调。

Peter Debrine教授以菲律宾维甘古城为例，讲述了遗产地居民参与的途径，维甘的古建筑对游客具有最大的吸引力，为了保护并呈现这些老房子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同时满足当地居民的生存需求，建筑的身份多转换为旅馆，而且古城不允许任何机动车进入，唯一的代步工具是马车，既使狭窄的街巷得以完好保存，也提供了就业机会；接下来以阿姆斯特丹运河带巡游为例，说明通过旅游产品的开发可以多角度呈现突出普遍价值，并增加游憩机会序列，游客可以搭乘游船、水上巴士游览运河，不仅将阿姆斯特丹的主要景点尽收眼底，还可以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游客也可以走进运河博物馆，通过观看建筑模型、多媒体互动展览近距离接触阿姆斯特丹的历史；Debrine教授认为敦煌莫高窟可以借鉴这样的保护性旅游开发策略，以解决莫高窟所面临的风险与威胁，如只接待团体游客、限制游客数量、发展替代洞窟体验的旅游产品；同样优先考虑保护的案例是圣米歇尔山，这座城位于法国西海岸，出于风貌保护的考虑，城中未修建停车场和公路，到达山脚下的方法是徒步或者搭乘公共交通工具，而徒步或水路也是最丰富的游览方式，游客可以欣赏海鸟、潮汐和古城，从而获得更多的情感体验；法国凡尔赛宫旅游开发也十分注重游客的体验，它提供了观光车和自行车两种游览方式，并在游客等候时提供多样的服务，如讲解历史、表演舞台剧等；而瓦登海作为完全未经破坏的自然保护区，它的旅游开发没有依靠建设，而是指引游客去发现和体验它独特的自然美，如漫步海床，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了解泥质滩地地质构造；欣赏潮汐，退潮后在纯净的沙滩上寻找海鸟和海豹，就像去非洲会寻找五种大型动物一样，来到瓦登海可以寻到标志性的野生动物、鸟类、鱼类，甚至贝类。

遗产旅游能够提高社会经济效益，尤其对不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来说，遗产旅游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机会，但是必须保护它所依赖的资源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事实上，由管理不善和无限制开发引起的负面影响，可能会造成极大的损失，因为资源的使用不当和挥霍无度最终会使旅游目的地失去吸引力和竞争力。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发展途径，在对话和利益相关者合作的基础上，协调旅游和遗产管理之间的关系，以实现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双重目的。

（二）世界遗产地旅游发展阶段与社区参与方式演变

（6月15日）

张朝枝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教授

张朝枝教授首先讲述了他对“遗产”相关概念的理解，他认为遗产是把过去的事物放在当下语境中审视的结果，而遗产所具有的价值则是经时人解读的结果，即我们倾注情感、极度重视的事物才获得了价值，成为了“资源”。实际上，我们是把资源当成资源对待，使过去的事物“遗产化”了，所获得的成果是各种思想与事件多方博弈得到的主流认知。

张教授以开平碉楼为例说明了遗产认知的改变对遗产价值的影响，开平碉楼代表的不仅仅是一种建筑样式，还记载了华人劳工的苦难历史，它是《排华法案》的产物，也是华人工匠学习外国建筑的智慧结晶，在深入了解建筑的建造背景后，我们了解到这些碉楼标志着中国乡村民众主动接受西方建筑艺术，主动追求全球化，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和文物价值。因此，开平碉楼具备了充足的理由进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首个华侨文化的世界遗产项目。张教授还以岳阳楼的对联为例阐述了对遗产价值认知的重要性，对联记述了与岳阳楼有关的文人墨客，描写了岳阳楼所占据的天时地利，使岳阳楼由一个“地方”变成一个“场所”，岳阳楼的“场所精神”实则为对联作者所认识到的价值，同时也使作者及后人形成了文化意识与遗产责任。所以，面对遗产保护与发展的问题时，我们对遗产价值的理解至关重要，这将直接决定我们持有的态度、采取的行动、背负的责任：是将遗产作为“博物馆”陈列展览，还是将其代入时代潮流中继续演进变化？这是我们的价值观与遗产突出普遍价值激烈碰撞的过程，如何联结或者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是讲座探讨的主要问题。

张教授指出遗产价值的认定过程实则为不同社会团体争夺意义的过程，它不断被解释，不断被赋予意义，最终体现为主导话语权对过去的认识，而参与其中的团体可能是政府、开发商、当地居民，也可能是专家、学者、艺术家，他们之间价值观差异导致了对遗产价值认知的差异，也产生了最多的争议，权威话语需要调和众多团体之间的矛盾，既要加强教育、宣传，使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被充分认知和了解，也要考虑居民社会调控和经济发展引导，避免遗产地只生存在旅游地中。正如《巴拉宪章》提到的，保护要建立在尊重利用的基础之上，谨慎的利用可以成为一种保护方式。

（三）以保护与发展为目的管理旅游——从非技术层面谈经验与建议

（6月17日）

Art PEDERSEN

原世界遗产中心项目官员，世界遗产旅游咨询专家

在整个讲座过程中，Art Pedersen教授用图片展示和提问的方式启发观众思考，他首先询问观众对于一系列不同情境照片的感受，不同的答案、不同的喜好是显而易见的，由此引出讨论的主题——判断源自我们自身而不是外界。Pedersen教授不希望用文字束缚观众的思维，而是通过交流互动使观众形成自己的理解，正如他的主张，“主观产生的对策”要比“客观存在的原则”可靠得多，也有意义得多。

Art Pedersen教授指出，人们在面对复杂的旅游问题时常常寻求技术性的答案，期望明确的、有参考意义的策略和原则，在处理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时，也避免思考非技术层面的解决方案。他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人们向他咨询UNESCO的对策与方法用来解决自身正在面临的困境。但是，没有放之四海皆可行的模式，具体的解决方案需要放置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复合的语境中考量，在此背景下，既定的管理目标可能与当下的困境并不完全一致。事实上，并不存在简单而直接的答案，只能思考众多的战略途径，以“应该做”为导向原则，不一定要形成解决现实生活中问题的框架。只有明确我们想什么、要什么、重视什么，构建一张“价值的地图”，从这张地图出发才能找到摆脱困境的出路，而实例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到如何联结“客观原则”与“主观对策”之间的差距。

技术解决方案在某些方面的确很重要，比如基于手机应用上的访问信息设计步道，可以为更多的游客提供便利，同时以低影响的方式设计基础设施。但是，当处理游客管理和发展问题时，强调技术解决方案和合理分析就不能够真正进行现实世界的需求管理。因此，管理战略所涉及的容量概念（ROS, LAC & VERP）得以发展，用来处理环境资源的过度使用问题。这个管理过程中，不再设置具体的数字作为使用界限，而是结合区域或场地的实际情况，切实考虑环境的承受能力，真正实时监测和保护我们所处的环境，而不是观察记录数字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