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世界遗产具有特殊的文明传承功能。文化遗产是世界各民族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遍布于全球各地的世界文化遗产和蕴藏其间的文明因子既是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也是各国各民族进行自身文明和自我文化传承的最具标杆性的载体，并借此形成或强化其文化认同。文化是人类经过自然选择而异于其他动物的特性，是人类文明的灵魂和缩影，是人类创造世界的主观方式和民族存在的现实图景。文化因素是一张“直接的或间接的满足人类的需要”的网，且是一个经过整合、有序的、相互援引的网。而由此产生的文化认同是民族成员对本民族文化的承认、认可和赞同，由此产生归属意识，进而获得文化自觉的过程。各种民族或文明所特有的神话传说、语言文字、历史记忆、交往历史、族群观念、宗教信仰等文化因素成为塑造其文化认同的抽象共性，而这些文化遗产则是承载这些抽象共性的具体载体，文明的传承通过这些具体的载体发挥特殊的凝聚与存续作用。

       文化、规范、认同三个概念紧密相关。文化通过构建共有观念或知识塑造出某一社会行为体的身份归属；行为体在社会实践活动即互动中明晰彼此身份特征，界定“自我”与“他者”，以及各自的利益，建立各种行为规范；规范不仅对行为体具有因果性作用，更具有构成性影响，即规范不但能够因果性地规定行为体的外在行为，而且更重要的是“构成性”地影响行为体的内在认同；规范的内化表现出行为体对可依赖性的集体预期的回应，集体认同的深度和广度则主要取决于规范内化的程度。

文明包括了价值规范功能、身份建构与文化认同整合功能、导向过滤功能以及合理化功能。各文明中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是数千年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是文明中最抽象、最稳定和最持久的核心内容。

       建构主义认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认同需要主体意识的投射，为了将自己置身于这样的境遇中，人们必须具备先在性的视域。这种视域由共同体历史结构的内在性所决定，在持续发生的文化传承和经验中叠加，导引民族成员意向投射的先见，借此形成文化认同的民族表达。认同使民族成员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关系得到确认、一定的文化符号得到使用、相同的文化理念得到秉承、共有的思维模式得到礼拜、共同的行为规范得到遵守。文化认同的民族意涵和精神支撑，不仅塑造了民族成员最基本的人格，同时形成了其最本质的存在。

       作为当今世界文化保护的最高级，世界文化遗产本身的典型性即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而它在文明传承的过程中也时常起着标杆性的意义。当人们提到中华文明或中国文化时，脑中会自然浮现出长城、莫高窟、明清皇宫、秦始皇陵兵马俑、布达拉宫、曲阜孔庙、武当山、平遥古城、苏州园林、天坛、龙门石窟、云冈石窟、安阳殷墟、福建土楼、京杭大运河、土司遗址等具体的形象，而由这些载体所传递出的关于中华文明中的各个方面及中国文化中的各种精神内核，进而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中潜移默化地产生文化认同。因而从文明传承的角度上说，保护世界文化遗产，是实现和促进文化认同、促进文明存续的重要途径。（本文由孙莉、蔡鸿博摘编自 湖北省古建筑保护中心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峡大学民族学院 等 编，《第二届唐崖论坛论文集》之《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文明传承：一种建构主义的视角》。内容略有删节、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