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博物馆仍然具有极其乐观和广阔的应用与发展前景，它不仅是一个文化遗产综合保护与利用的有力工具，也是一个地方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力的工具，但是我们必须直面其工具性背后的科学、文化与生态理性，才有可能正确使用文博界发明创造的这一概念和工具。生态博物馆首先应该是一场超越环境保护的现代文明中的生态启蒙，然后才是超越旅游经济和地方发展的社区再造，最终，它应该成为一种生态文明建设的文化升华。这个工具应该整体性地考虑到地方和社会包括自然与人文、历史与现实的深度生态系统，努力追求“生态——业态——心态”等多个方面的动态协调和适配。在生态博物馆规划、建设和运营中，多学科合作研究，资源与信息共享，知识普及及其致用都是必经和永续的过程，在遗产与资源综合性保护与利用之外，处理好专家、政府和当地人（包括利益相关方）的三角关系是其运营成败的关键所在。作为现代文明中生态博物馆比较中意的自然与传统遗产相对富集的地区，往往也是后发展地区，因此，生态博物馆作为多元文化、多重利益以及前现代与后现代的时空交叉的边际地带，在其规划建设中，专家和政府可能会发挥主导作用，但是应该尽快走过这个包办或者当地被代理的初级阶段。

       在当下中国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咨询委员会——理事会——协会三级组织应该成为推动生态博物馆前行的并驾齐驱的三驾马车。其中，咨询委员会发挥学术支撑角色，开展扎扎实实的学术研究，带领相关方进行资源的调查梳理，规划的制定，以及意见建议的提供；理事会发挥资源整合和管理团队角色，应充分吸收相关部门、利益攸关者和专业人士等，做好规划实施、配套制度完善、建设和挑选团队、落实日常运营；地方性或行业性协会应充分发动群众，包括当地人、相关产业、乃至游客和爱好者。咨询委员会和协会应在理事会中拥有适当代表名额，并可以组织三者交叉的专业分会或者产业合作社，在充分信息公开和民主化的程序下及生态博物馆总体规划目标下运行。这可能是较为理想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生态博物馆治理和运营模式。

       总之，生态博物馆源自文博界又不能限于文博界，它既重新发现地方，也扮演对物与人重新进行生态文化启蒙、对人与遗产关系进行重构的重要角色。生态博物馆不仅应该在当下遗产的保护利用及遗产事业深化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也可以在中央倡导的“五位一体” 生态文明建设中起举足轻重的作用。

来源：摘编自“亚太世界遗产网”，原载于“中国文物信息网”